，而现在要平衡的是公权力打击犯罪时侵犯了私权利，需要平衡；

　　第二，律师法规定律师凭“三证”即可会见，这是恢复了原来刑事诉讼法赋予的权利；

　　第三，监听问题确实比较矛盾。既然规定了不被监听，也应包括不得在场监听。但考虑到中国的国情，是不是任何案件在会见时都不需要经批准、不得监听？从国家大局考虑，还是可以斟酌的。

　　另外，北京市律师协会刑事业务委员会主任钱列阳律师指出，看守所隶属于公安机关，6月1日后可能会出现许多看守所依据刑事诉讼法、看守所条例的规定不允许律师直接会见的情况，应当提前解决可能出现的争议。

　　关于阅卷权

　　□关于阅卷权，可能产生的分歧有：其一，如何理解审查起诉阶段律师可以阅览“诉讼文书及案卷材料”的范围？其二，辩方只阅览控方证据却不向控方公示相关证据，辩控双方不对等的情况是否公正、如何处理？其三，在审判阶段可以阅览全部材料，是指全部案卷，还是控方移送的主要证据及其复印件？

　　对此，来自检察院的有关人士认为：

　　首先，检察机关在起诉阶段要保障律师权益。要明确在审查阶段律师阅卷的范围和时间。阅卷范围应该包括犯罪嫌疑人供述、证人证言、被害人陈诉、书证、物证，以及诉讼文书和技术性证据材料，也就是说指控犯罪人的所有材料都可以让律师看到。

　　其次，时间上，应该在受理起诉之后，检察院的办案人员看完卷之后律师第一次阅卷。然后在提起公诉之前，律师再进行阅卷。

　　另外，他建议要建立阅卷律师登记制度，明确律师提前借阅的日期，建立案件诉讼制度进程通报通知制度，建立听取律师意见入卷被查制度。这些也体现了信息对称问题。

　　另外，检察机关应该对律师阅卷提供正常的条件和设备。

　　学界人士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。北京师范大学宋英辉教授认为：

　　第一，律师法第34条规定，在审判阶段，律师有权查阅与案件有关的所有材料，这里“所有材料”的具体内容需要研究，比如是否包括检委会讨论情况、审委会讨论情况、合议庭合议情况等；

　　第二，律师法的有些规定应当增加法律后果的内容，否则落实不了；

　　第三，证据展示即检察机关和辩护人双方的证据的互相披露问题，新律师法中没有规定。律师也应当向检察机关披露重要的材料，比如重要辩护观点、无罪证据、无罪的鉴定材料等。

　　顾永忠教授认为，律师法第34条规定，审查起诉阶段律师可以查阅与案件有关的诉讼文书和案卷材料，对于这个范围检察机关不会反对也不应该反对，主要理由：

　　一是检察机关不应当把自己定位为控方，而应定位于准司法官、法律监督机关的地位，这样，检察机关应当将自身掌握的证据材料提供给辩护律师查阅；

　　二是律师参与提出意见，有利于检察机关行使起诉裁量权，决定起诉或者不起诉；

　　三是律师及早查阅案卷有利于其提出辩护意见，正确行使辩护权。有些律师是因为不掌握检察机关的证据材料而无奈提出无罪意见。

　　中国政法大学王进喜教授则认为，律师法关于阅卷权的规定，有大量的技术性工作需要做，比如到底哪些东西可以查阅、哪些东西不可以看，需要认真研究。从美国的实践来看，控辩双方的工作性成果一般是不交换的，比如控辩双方各自取得的证人证言、各自的工作策略如辩护策略、公诉策略等都是不交换的。

　　关于调查取证权